当时我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鞋底已一片片脱落，鞋帮的皮也已多处破裂，失去了鞋的样子。我的帽子（也被用作我的睡帽）也已压得又扁又皱，就连垃圾堆上没柄的破汤锅，跟它相比也不用自惭不如了。我的衬衣和裤子上，全是汗渍、水迹，沾满草茎和肯特郡的泥土（我就睡在它上面），而且也撕破了。现在我这副模样站在姨婆的花园门口，园里的鸟儿也许都要让我给吓飞了。我的头发，打从离开伦敦那天起，就没有碰过梳子和刷子。我的脸、我的脖子和我的手，由于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风吹日晒，现在已烤成紫褐色。我从头到脚，沾满白垩和尘土，好像刚从石灰窑里出来似的。就这样一副狼狈相，而且对此还有着强烈的自知之明，我等着把我自己介绍给我那位令人生畏的姨婆，等着她对我的初步印象。
过了一会儿，小客厅的窗子那儿仍旧静悄悄的，因而我断定，我姨婆并没在那儿。于是我便抬头往小客厅上面的那个窗子看去。只见那儿有一位和蔼可亲的先生，面色红润，满头白发。他闭上一只眼睛，做了个怪相，朝我点了几下头，又摇了几下头，然后笑了笑，走开了。
在这以前，我的心绪本来就够乱的了，看了他这种意外的举动，我更加不安了。我正想偷偷溜开，先考虑一下怎么办再说。这时从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女士，帽子上扎着一条手帕，手上戴着一副园丁的手套，身上围了个收税人的围裙似的园丁工具袋，手上拿着一把大刀子。我一看就知道，这一定是贝特西小姐。因为她从屋子里昂首阔步走出来的样子，跟我可怜的母亲常对我说的她昂首阔步走进布兰德斯通我们家鸦巢的花园时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