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试图就休谟对正义和理性在行为发生中的地位的解释来给予他应得的评价。由于我也试图这样来评价康德，所以本书可能会显得很长。但是，整个普鲁士传统——在该传统中，公共法律与路德的神学被混淆在一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都曾力图使这一传统普遍化，但他们都失败了——显然与我已经给予说明的苏格兰传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所以本书尚需做更多的事情。
最后，至少也是重要的一点，伊斯兰教思潮也需要注意，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的缘故，而且也由于它对亚里士多德传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这一部分我也不得不省略。而且最后，我将试图告诉大家的这个故事也需要加以充实，不仅需要犹太教的、伊斯兰教的和其他后《圣经》的叙述来加以补充；而且也需要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那些传统的叙述，如在印度和中国产生的那些传统的叙述来加以补充。对这种不完善的承认虽然并没有改正这种不完善，但至少澄清了我的撰作事业所具有的种种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