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凯博文教授写成《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一书(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开启医学人类学领域的新纪元,而这本书碰巧又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个体的苦难同样是社会的苦难,社会学家如是说。面对“文革”灾难的凯博文,不再只专注于对医学体系的文化研究,而开始了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追问。
3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当代中国的社会苦难并未消弭——从汶川地震到H1N1(猪流感)疫情的蔓延,乃至功利社会心态下人际关系的冷漠,传统价值的沦丧等。当面对更加自信,更加开放却又更加功利、更加实用的中国人,凯博文教授对今天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人文关怀又会作何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