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初革命派与北洋派的矛盾斗争中,虽然不少革命党人富于革命理想,却缺乏实际的政治历练,对政治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尤其是对北洋派和袁世凯独揽国家权力的图谋缺乏应有的警觉。他们中的不少人沉浸在革命成功的喜悦之中,主张以统一、和平、建设为本,对于如何保有革命成果、不使其落入袁世凯及北洋派手中并无认识;其中还有不少人见利忘义,从其个人利益出发,有意无意之间迎合袁世凯的主张,成为袁可以运用的工具,尤其表现在党派关系和国会运作方面。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在民国成立后,多数表现为谦谦君子之风,或远离政治,主张实业建设,或投身议会,从事宪政活动,虽人格无亏,却于实际政治无补,远不能与袁世凯这样老谋深算的军事强人较量,也使革命派在与北洋派的矛盾斗争中缺少坚强有力、深谋远虑的领导核心。
革命派众望所归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对民国成立后的形势是这样表述的:“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因此,他自临时大总统任上解职后,即开始游历国内各省,并在所到之处发表演说谈话,表达其政治见解,尤以“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作为自己的“宗旨”与“素志”。对于如何实行民生主义,他认为应自“平均地权”入手,实行土地国有,照价收税,涨价归公;同时注重发展实业,尤应注重发展铁路事业,因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建筑铁道,应先以干路为重要。”因此提出10年修筑10万公里铁路及南、中、北三大铁路干线的宏大计划。为此,孙中山身体力行,于1912年10月在上海创设中国铁路总公司,满怀信心实现其修路理想。革命派另一主要领导人黄兴虽然在临时政府北迁后出任南京留守,掌握着数十万武装,保持着此后与袁世凯较量之一定实力,但他却认为:“将来政治竞争,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统一政府既经成立,断不可于南京一隅,长留此特立之机关,以破国家统一之制,致令南北人士互相猜疑,外患内忧因以乘隙而起”。因此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匆匆裁撤了南方数十万军队,然后坚决要求辞职。1912年5月31日,袁世凯乘势下令裁撤南京留守府,革命派由此失去了可与袁抗争的一个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