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凯博文教授写成《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一书（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开启医学人类学领域的新纪元，而这本书碰巧又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个体的苦难同样是社会的苦难，社会学家如是说。面对“文革”灾难的凯博文，不再只专注于对医学体系的文化研究，而开始了对现代人生存处境的追问。
3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下，当代中国的社会苦难并未消弭——从汶川地震到H1N1（猪流感）疫情的蔓延，乃至功利社会心态下人际关系的冷漠，传统价值的沦丧等。当面对更加自信，更加开放却又更加功利、更加实用的中国人，凯博文教授对今天中国的传统道德和人文关怀又会作何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