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式上，韩愈和柳宗元还主张创新，即博览群书，集众家之所成，然后在此基础上求自树立，如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讲了自己写文章的过程，开始“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然后是对古书有所取舍，最后进入化境。什么叫化境呢？他在《答刘正夫书》中又说：“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也就是说学古只是手段，集众家之成，创新才是目的。柳宗元在《与友人论为文书》中也说：“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抉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聋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韩、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才能写出富有独创性的文章，在散文的发展史上占有自己的位置。
在唐以前，文学上没有所谓古文。“古文”一词始自韩愈，他把自己的散体文称为古文，是与六朝以来流行的骈体文对立的说法。韩愈所谓的古文实质上已不同于先秦两汉的散体文，而是已经吸收了骈体文在散文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艺术经验与艺术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也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创新。由于韩愈、柳宗元的努力，文体文风的改革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韩愈、柳宗元周围聚集了很多拥护者和支持者，经过贞元到元和二三十年的时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谓的“古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