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纵使奕山百般编造，其战败乞降，擅与英军签约赔款、恢复贸易却是事实。于是奕山等又复百计弥缝，向道光帝诡称：经前两次战后，英军复于25日纠集“夷船三十八只，全数驶入攻城”，致“河道梗塞，文报难通”，赶办炮位不及，泥城不守，北城炮台失陷，省城危在旦夕。及至27日，“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吁恳保全阖城民命”。与此同时，英军又派人前来，以手指天指心，“屏其左右，尽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据称英夷不准贸易，货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因新城之外，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知，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旋据众洋商禀称：该夷央该商等转圜，只求照前通商，并将历年商欠清还，伊即将兵船全数撤出虎门以外等情。”于是，他便“俯顺舆情，以保危城”，允许英人与各国一体贸易，并从库存款项中拨出银280万两，用以清偿商欠。经此办理，英人头目等尽“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
这完全是奕山为推卸责任编造的一番鬼话。他一方面把自己擅开通商的行为说成是为了保全广州城，同时也是在英人低三下四的恳请之下才“权宜”允许的。同时，他又把其用于向英军支付赔款的280万两银的大窟窿说成是拨款清偿商欠。而道光帝居然任由奕山信口胡说，一反自己定下的“不准心存贸易一念”的原则，于6月18日颁谕准令英人通商，奕山所谓拨借之280万两银，著即着落行商分年归补。他不仅不再追究奕山擅开对英贸易之责，而且表示体谅奕山等人“不得已之苦衷”，已然暗示着他本人对于英人态度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