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好奇心，我到图书馆去查，找到了薄薄的一册《苗青娘》，是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那个戏曲剧本署了两位编剧的名字，第一位是薛恩厚，第二位是时佩璞。再后来又打听到，时佩璞曾在云南大学学过法语和西班牙语，他与薛恩厚合编《苗青娘》剧本的时候，编制在北京青年京剧团。关于苗姓女子杀夫殉国的故事，不知究竟源于何典，但闽剧里早有相关的剧目，只是女主角姓苗而不叫青娘。1952年金味桐编写的本子叫《羚羊锁》，羚羊锁是戴在女主角儿子脖颈上的具有标志性的佩件，是贯穿全剧的一个道具。这个儿子长大后与父母重逢，在父母发生去留争议时站在母亲一边，最后跟母亲一起大义灭亲。将同样的故事改编成有所区别的本子，在戏曲中是常见的事。薛、时的本子究竟与金味桐的本子差别何在，因为没见到过金本，我无从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薛、时的本子在弘扬爱国这一主题上，特别地用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时佩璞的好奇心渐渐淡漠。
1988年我再次踏上法兰西土地，这回是参加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去的。在巴黎，有一天聚餐时，我忽然听见几位巴黎的中国华侨议论起时佩璞来，他们议论的内容是：时佩璞1983年被捕，轰动一时，但很快人们就又被新的轰动事件吸引，几乎全把他忘记了，可是，三年过去，1986年忽然法院进行了宣判，判时佩璞间谍罪，判他的情人，法国原外交官布尔西科叛国罪，顿时又引发了轰动。